深南大道的老板们：中关村负责造梦，我们只谈挣钱(深圳市干什么赚钱,关键词优化)

深南大道往腾讯大厦步行20分钟，30多幢大楼，每一幢都有数百家创业公司。智能音箱风口，这里挤满了前来淘金的人们。

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辑 | 金赫

就叫他们南山淘金族吧。你也许早就听说了他们。每次风口过后，深南大道上都会留下一批淘金的人。

9点钟，深大地铁口开始热闹起来，第一批上班的男青年，面无表情，走过一段混乱，就像冲破结界。

前方开阔整洁，一座座玻璃筑成的高楼闪着星光，大厅铺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电梯门是透亮摩登的金属材质，每家公司的前台都坐着一个伶俐纤细的姑娘，涂着红嘴唇，向来访者投以漠然的眼神。

从深南大道望过去，能看到腾讯和TCL，除此之外，中兴、百度、创维以及各大高校的产研大楼都扎根于此，楼高超过100米的，园区内有30余栋。

科技园南北跨度超过4公里。除了能叫上名字的大公司，还藏着成百上千家中小型公司和无数的创业者。

这里被称为全世界硬件厂商的乐土。手插裤兜等红灯的中年人也许是壮志凌云的开荒者，刚刚开过去的奥迪车，坐的也许是曾坠落崖口的失败者。海归、草根、技术宅、强迫症，打着领带或穿着牛仔裤，都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讳莫如深。

深南大道，表面的平静下面，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正波涛汹涌。智能音箱是最新的风口。隔壁的公司也许有最合适的设计师，理想的合作伙伴可能就在街的对面。

南山淘金族和北京梦想家不同。北京梦想家谈论未来，南山淘金族谈论钱。这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有人粉身碎骨。这里每间办公室都不会为谁长期保存，随时有人登堂入室，有人无声撤离。故事不断重演。深南大道是永远的风向标。

1

陈时水早上看到一条朋友圈，说深圳赶这波智能音箱风口的，80%会死掉。他却不以为然：“大家都在挖煤，我就是旁边卖盒饭的。”

飞毛腿的总经理陈时水是福建人，命里缺水，所以在名字里加了一个“水”字。他说自己一定会待在南方，因为南方湿润，遇水则发。

飞毛腿位于桑达科技大厦3楼，还没走进办公室，就听到悠长的音乐声，放着“黄河的水干了”。房间没有开空调，落地风扇呼呼地吹。靠墙的木质书架整齐地列着一排充电宝，角落放的绿色植被枝干上绑着音箱模具。腾格尔和钢琴曲，交织在20平米的开放式空间里。

陈时水穿着藏蓝色的衬衣短袖，薄薄的丝质材料，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妥帖，颇为讲究。他的下巴上留着一小撮稀疏的胡子，眼睛深邃灵活，转起来跟语速一样快。

陈时水11点不到就来了公司，和另外四个人围着同一款两个音箱，反复听同一首歌，听了两个小时终于听出两者的细微差别。

“里面的胶层涂厚了。”他指着其中一台音箱说。

飞毛腿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福建的老牌公司，总部和制造工厂在福州，桑达科技大厦里的这间办公室主要负责营销。除了电池，这家代工企业的业务线还包括车载、充电宝、投影仪等，智能音箱自然也没落下。

“我们就是追着风口跑，智能音箱到底行不行，是不是泡沫，这些影响不到我们。”他的态度简单直接。

我们正聊着，陈时水的助理姗姗走进来，一个白皙娇小的南方女孩，画着笔直的一字眉，陈时水指着桌上一瓶3.5升的矿泉水鼎湖山泉说：“先给（客人）倒一杯清水，感受一下这水有多好喝。”

他拿出一个设计别致的音箱，同行的人忍不住惊叹好看。他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把音箱递给我们，从嗓子深处挤出一句：“好看？等你听了之后才知道有多好。”

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显露出一种自信：“这个机子的颜色你知道我们调了多少种？400多种！我让他们把400多个颜色打印出来贴在墙上，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人家，我们是用工匠精神在做事情。”

他又拿起书架上的充电宝模具向我展示，他抚摸着充电宝的壳，惊叹材质光滑、弧面优雅，还不忘说上一句：“这个可比小米屌多了，我们工程师在工厂没日没夜待了三个月，这很难做的，一般工厂做不出来的，真没骗你，找了四个工厂，三个工厂说‘我不做了你爱找谁找谁’。”

和北京的创业者相比，南山的淘金者们更关心赚钱，不关心梦想。陈时水从福建回到深圳，常常感到事情绑架着自己往前走。深圳人每天聚到一起一开口便问：“你最近在做什么生意啊？发什么财了？”

谈起北方的梦想家，陈时水不以为然。比如贾跃亭，他一方面欣赏贾跃亭，另一方面，他对七个生态频频摇头，说：“他这个人有100亿的钱，非要做1000亿的生意，非常虚，一点都不务实。”

“我要做，顶多三个生态。”陈时水直起身子，敲了四下桌子，反复说了好几遍不能理解：“他应该跟南方人一起共事，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太虚了。”

2

“只要买个壳，买个主板和喇叭，一套就可以了。一万块钱就能提走一千台这样的音箱，然后把它卖到非洲任何一个小国家。”王兴超说，“在深圳卖音箱就跟卖白菜一样，左手倒右手，这里的人都是嗷嗷叫，想找什么直接去找。”

中午11点，我遇到了前海黑鲸CEO王兴超。这是一家人工智能语音软件研发的公司， 就在飞毛腿隔壁，走过去不超过10步。前海黑鲸没有墙，全是透明玻璃。站在公司门口，可以一眼看到王兴超的办公室。

他往后座椅背一靠，调整了iPad Pro的方向，头也不回，手往背后的落地大玻璃窗一指，说：“其实这不算什么，这估计现在有两百家了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窗外是一栋栋高低不同的大楼，围绕智能音箱的创业公司，就藏在这些楼里。

王兴超穿着黑色T恤，留着络腮胡，方圆脸，鼻梁挺直。他去年开了这家公司。公司不大，一百多平，三个空间。走进去是一个办公区，几个男孩坐在工位带着耳机，再往前走，一间屋子里放着两张大桌子，桌子上摆满了各种音箱、插线板和路由器，更像是实验基地。

来深圳南山创业之前，王兴超先后供职于因特尔、小米和魅族，在芯片研究或人工智能板块。北京待了几年之后，他便从祖国的心脏直接南下，从珠海又辗转至深圳，拉着几个兄弟开始了创业。

来南山淘金的人们，尤其是从事技术相关的，创业前的履历和王兴超雷同者不在少数。他们在大公司带过团队，摸爬滚打了数年。

王兴超今年32岁，有一个5岁的女儿，以前回到家还能研究研究工作，现在经常被孩子妈催着买菜，回家吃饭，陪孩子玩。他埋怨着，难掩嘴角的笑意。即使如此，他通常早上九点来公司，晚上常常待到十一二点才走。

干技术出来的人做智能音箱有优势，他们往往知道坑在哪里，壁垒在哪些地方。2014年亚马逊echo面市，王兴超还在小米电视的音箱团队，他隐隐感觉到智能音箱将会是下一个趋势。而“智能音箱”这个概念火起来之前，深圳南山2015年时火过一阵WiFi音箱。“当时有一百多家公司投入这个浪潮，没过多久就基本被拍死在沙滩上。”王兴超说了这句话，微微一耸肩，表示时过境迁。

那时，王兴超在魅族，也做了WiFi音箱：“看的很超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看那么远。在魅族我们也是偷偷做的。”现在想来，他却连连摇头，撇着嘴说“那就是一个大坑”。

“挂掉”，对王兴超这样的创业者不值一提，要么拍拍裤腿重新开始：“大不了我回到原公司，继续打我的工，我照样活得很开心。现在就是想折腾一下。”往前一步或者后退一步，又不是悬崖，没有外人说的那么惨烈。

前两天，王兴超发了一条朋友圈，图片热带树旁的横幅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用了黑白的滤镜。

暂时，王兴超不用担心挂掉的问题。隔壁的陈时水投资了王兴超的前海黑鲸。

而投资前海黑鲸，陈时水坦言，是看中了王兴超在AI领域多年的研究，飞毛腿需要这样的团队。

3

“如果追风的过程中摔死了，不会难过吗？”

“不会。”

对于深圳南山的淘金者们来说，失败是无所谓的。这一点和中关村创业者们为梦想而生的态度不同。

我第一次见到李梁（化名）是在他位于长虹大厦的办公室。李梁的办公室有点“不修边幅”。员工办公区的墙上张贴着“外出登记表”，摆着几盆一人高的绿植，红色的灭火器就放在办公桌旁。两张深褐色皮沙发，红色木质办公桌。

大理石茶几上的角落里摆着烧热水的铝壶，雪碧、矿泉水和茶叶包堆在一起，玻璃杯壁上还飘着绿色的茶叶，烟灰缸里几个烟屁股，下面垫着一块棕色抹布。

李梁是成都人，45岁，本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他穿着灰色的条纹短袖，牛仔裤，说话声音很轻。他的公司海克莱特为智能音箱客户提供语音交互方案。

和王兴超、陈时水不同，李梁是华强北出来的人。他28岁来到深圳，是2001年，他就想赚到快钱，于是便在某房地产公司做起了三级代理销售，底薪200元，做了几个月，没有卖出一套房子，惨淡收场。而后他加入中原地产，做了四年半，进入管理层。在此期间，李梁赚了自己第一个十万，在深圳买了第一套房子。

这之后李梁离开深圳，去了厦门。再次回归，他没有选择打工，而是去了华强北。

2007年的华强北，比现在要火爆得多。那就像一个繁荣的菜市场，到处都是背着一麻袋手机的商贩，朝气蓬勃，拥挤喧闹。李梁和朋友两个人在华强北租了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开始做电子贸易商。那时候华强北的人都在做这个。

这期间经历过怎样的辛苦，李梁轻描淡写一句：“那时候条件艰苦，但我从不认为打仗一定要配好枪。”便不再多说。

我又问李梁，这么多人涌进风口，泡沫巨大。他离开华强北，搬入南山，也算是冒险。但为什么来这的人都不怕死呢？

李梁看着我，笑眯眯地摇头：“深圳到处都是生意，换一个马甲接着干。”

从李梁办公室出来时，正好是中午，电梯间站满了男青年，他们都穿着浅蓝色牛仔薄衬衣。这周边有不少小店和快餐，头顶的风扇转动地飞快。

4

在深南大道，我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做智能音箱这个事，想清楚了吗？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大方向嘛。”至于究竟为何是大方向，多数人都说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

唯一的例外是谈毅，谈毅从北京来的。“我是水瓶座，水瓶座可能都有点改变世界的梦想，”他说，“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而智能家居和AI，能够承载那“一点点”。

见到谈毅时，他穿T恤短裤和运动鞋，留着一个低调的鲨鱼头，虽然戴着没有边框的眼镜，但运动气息仍透过黝黑的皮肤铺面袭来。我问他是不是个健身达人，他下意识地转头看看自己的肩膀，告诉我“会炼”。

年初，谈毅刚来深圳。在此次南下之前，他在北京待了20多年，上一个项目是机锋网，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创业者”。他开朗善谈，轻易就能主导谈话的方向。他坐在一个长会议桌的一端，两手相握，胳膊放在桌子上。

他是我遇到的人中，为数不多对音箱抱有热情的，但这种热情增加了他的愤慨。“智能音箱，”他说，“就是国内创造出来的一个伪需求，国外叫speaker，但中文词儿多啊，喇叭和音箱可完全不一样，发声单元完全不一样。”

他不断说出CD、HDC、合并共放、甲类共放等词语，说完，他接着说：“现在的智能音箱，如果叫智能喇叭，那我什么话也不说。”手往前又是一推。

1997年，18岁的谈毅就开始创业，折腾到现在，内心梦想仍存。说着，他转身离开会议室，半分钟后便拿出一个小盒子，盖子开着，线露在外面，他告诉我，这是“网关”，网关才是智能家居入口。

我有点迷惑，智能路由器的风口已经过去了。但谈毅说，这个“网关”添加了语音交互。

“就叫它喇叭吧！”他说。

谈毅强调语音交互+场景的意义，他不断向我抛出问题：“摄像头加语音交互是什么？”“门铃加语音交互是什么？”……

5

“深圳一大半的跟风者都是出于无奈，因为要么没什么可做。” 科大讯飞的杨轩（化名）对我说。

8月3日下午， 深南大道以北，科华路周边是一片老小区，一楼的停车场，聚了好几桌下午出来打牌的大爷大妈，讯美科技广场楼下有平头男、Polo衫三五一群在聊天或抽烟。科大讯飞在深圳的办公室就藏在这里。

杨轩目睹了这一波智能音箱的浪潮。他们是技术方案提供商，帮助客户做智能音箱，提供语音交互、语义识别、语音合成等基层技术，某种程度上也为音箱提供音乐源。

深圳两百多家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几乎都离不开讯飞的技术支持。

杨轩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工作两年后，来到深圳，是为了“梦想”和“激情”，现在，他开始认识到了南山的真相。作为绝对的技术提供者，他几乎与所有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