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走到了举步维艰之地(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关键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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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央财之争还在持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辩论的背后，总量和结构之争贯穿始终，人们总以为货币是总量政策，财政是结构政策，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下，财政何尝不也是总量政策？！

当前辩论似乎忘却了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主要结论：以扩张性财政对付经济衰退相对有效，以收缩性货币政策对付通货膨胀相对有效。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虽然减弱，但远未进入“衰退”或“萧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逻辑基础究竟何在？

只要往这个方向前行一步，就不难发现主张“更积极”的荒谬。面对巨大且仍在扩大的隐性赤字和财政义务（比如社会保障和环境赤字），中国需要的是创造而非耗尽财政空间。财政支出作为增长引擎的认知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深具危害性。

著名财政问题专家王雍君教授从财政研究的角度，把辩论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直斥近期再度升温的“积极”财政政策之争显露的肤浅和狭隘，极易将财政政策的论辩引向错误甚至危险的方向。

在他看来，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持续了20多年，20多年来中国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推动下，凭借投资拉动增长模式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结果就是政府债务压身，尤其是地方政府。

债务，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最大的痛点，也是为何要去杠杆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是要修正财政政策的政策目标。

信号的清晰有力还体现在花掉而不是储备“横财”上。过去3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依赖经济高增长、“土地财政”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获得了大笔意外之财——远远超出正常、稳定和可持续水平的财政收入，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国际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结果，中国成了世界上几乎唯一“不差钱的国家”。公共财政也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缺钱的痛苦”，进入此后“钱多的烦恼”阶段。这是一段真正的、可遇不可求的、天上掉馅饼式的战略机遇期。然而，各级政府都没有这笔巨大的财政横财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用于建立牢固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网，而是相当轻率地花掉了，大量华而不实和浪费性的公共（政绩与形象）工程支撑的超高速且持续的支出增长，即为明证。于是，当年钱财滚滚而来的诸多地方政府又重新陷入财政困境。时至今日，面对迅速来临的老龄化、环境恢复、债务清偿和其他支出压力，我们才猛然发现，那段曾经的美好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不得不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安全网依然相当脆弱，其坚固程度甚至不如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真实缺口（赤字）甚大。总有一天，纳税人需要填平这个缺口，以及其他更多的缺口。这些缺口的本质就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总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信号。

以此出发，王雍君教授展开了对财政体系的全面反思……

政策论辩不应瞄准“谁是谁非”这一错误命题。财政政策是典型的政府整体的政策，不是哪个部门说了算的“部门政策”。财政政策也涉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因此，财政部与人民银行总行都对财政政策的合理化负有相应的责任。部门间协调机制正是良好政策运作的重要前提条件。重要的不是言说彼此的对错，而是在正确概念框架和理念基础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原标题：王雍君：当前对财政政策是否积极之论辩肤浅的令人震惊

来源：凤凰财经知道

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

近期再度升温的“积极”财政政策之争显露的肤浅和狭隘，极易将财政政策的论辩引向错误甚至危险的方向。中国真正需要的并非“积极”或“不积极”（消极）的财政政策，而是瞄准可持续性、战略优先性和要素生产率的兼容性财政政策。部门间的是非之辩应服从于这一考量。

受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自2011年起明显地转向了（中国标准）中低速增长，此前延续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这为实施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背景舞台。但若以财政支出增长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增长、也持续高于GDP增长衡量，延续至今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至少持续了20多年。以财政赤字衡量也是如此。财政赤字的基本定义是特定财政年度的收不抵支或者入不敷出。正因为如此，公共债务融资才有必要。目前全口径的政府性债务规模十分庞大，偿债压力相当沉重，地方政府尤其如此。无论官方或学界使用的财政赤字概念如何定义与计量，公共债务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财政赤字，因而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明确信号。

信号的清晰有力还体现在花掉而不是储备“横财”上。过去3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依赖经济高增长、“土地财政”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获得了大笔意外之财——远远超出正常、稳定和可持续水平的财政收入，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国际上也是十分罕见的。结果，中国成了世界上几乎唯一“不差钱的国家”。公共财政也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缺钱的痛苦”，进入此后“钱多的烦恼”阶段。这是一段真正的、可遇不可求的、天上掉馅饼式的战略机遇期。

然而，各级政府都没有这笔巨大的财政横财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是用于建立牢固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网，而是相当轻率地花掉了，大量华而不实和浪费性的公共（政绩与形象）工程支撑的超高速且持续的支出增长，即为明证。于是，当年钱财滚滚而来的诸多地方政府又重新陷入财政困境。

时至今日，面对迅速来临的老龄化、环境恢复、债务清偿和其他支出压力，我们才猛然发现，那段曾经的美好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不得不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安全网依然相当脆弱，其坚固程度甚至不如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真实缺口（赤字）甚大。总有一天，纳税人需要填平这个缺口，以及其他更多的缺口。这些缺口的本质就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总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首要信号。

如此看来，当前论争的第一派——姑且称之为“非积极”方——的基本判断完全站不住脚。客观事实是：在最近20多年中，中国一直在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其实际效果十分差强人意。“非积极方”认为，鉴于实际需要和政府仍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有必要实施真正积极、或者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论争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足够“积极”了，“更积极”的财政能力空间已经很小了。

王雍君表示赞同第二派的基本观点，但全然不赞同两派对财政政策的思考视角与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当前关于财政政策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未能呈现这一主题下最有价值的关键问题和基本逻辑。总体上看，当前论辩的肤浅和狭隘十分明显，如果不系统地予以正本清源，再多的论辩也于事无补，反而徒添混乱。

肤浅：不现实的预设

撇开特定观点和主张不谈，当前论辩中主流话语的肤浅性令人震惊，集中体现为不现实的预设：只要设计和操作得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这个貌似正确的预设令人质疑：

1、体制环境而非总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与发达国家不同，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复杂多变和缺陷重重的体制环境，而非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本质上，后发的转型经济体与先发的发达经济体面对截然不同的体制环境。作为世界上最大转型经济体，中国当前的增长目标不尽人意，与其说主要源自对总需求的管理不当，不如说主要源自体制本身的内在缺陷。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性力量，尤其是公平竞争、企业家精神、有效产权安排乃至健全的法治，深深地扎根于特定的体制环境，而非社会总需求。在缺失这一环境的经济体中，那种认为把财政（支出和赤字等）总量操作好即可带来满意增长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一厢情愿。当前辩论浑然忘却了一个基本判断：无论“积极”还是“非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定环境；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财政政策在中国这样的大型转型经济体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小得多。

2、在过去30年中，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系统的需求不足。

总需求的主体部分是民间的消费需求，其次是民间的投资需求，另一个是净出口。“积极”财政政策的逻辑基础正是这三大需求的不足。这种事情从未发生。总体上，中国的民间需求一直相当旺盛，消费需求尤其如此，某些偶发的内外冲击引发的波动也未能影响大局。

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过剩而非需求不足。把制造业大国家非常容易出现的供给过剩与本质上截然不同的需求不足混为一谈，不只反映无知，也反映根本性的误判。

正因为如此，“积极”财政政策的逻辑前提——民间需求不足——完全不能成立，只有个别年份（比如2008年）出现重大内外冲击（世界性经济危机）例外。即使如此，也有必要将外部需求不足与本国供给过剩问题区分开来，并且当需求回归正常时即应停止实施此类政策。

在王雍君看来，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供给过剩而非民间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实施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制造的问题，远比要解决的问题大得多，尤其是为结构调整政策——逻辑上和本质上全然不同于积极（需求管理型）财政政策——制造障碍。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需求总量问题，而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和生产率（稀缺资源利用能力）的问题。这是总量型（无论积极与否）财政政策完全不同能应对的问题。人们很少意识到：财政政策越积极（扩张），结构调整和生产率提升的难度就越大，也越不容易被置于政策改革议程的中心位置。

3、挤出效应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当前论辩暗示：财政政策越积极（扩张），越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看似合乎常识的预设包含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因为政府支出、赤字和债务水平越高，挤出效应越大，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么部分、要么完全失效。

当前论辩很少触及宏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原理：乘数原理和作为其延伸的挤出效应原理。财政（扩张）乘数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挤出效应越高，财政乘数越小，财政政策进而越易失效。

因此，有意义的辩论需要聚焦：中国当前的财政乘数、挤出效应和净财政乘数（定义为财政乘数减挤出效应）究竟多大？为什么？主要由于挤出效应很可能远大于想象，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非常令人质疑。这也就是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历时多年，却至今没能使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

积极政策至少有三类挤出效应：利率效应、总量效应和机遇效应。

利率效应指政府支出、赤字和债务引发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民企不仅普遍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这与大量债务资金流向政府不无关联。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总量是有效的，政府举债意味着在金融（资本与货币）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与民间部门争夺稀缺资金。其结果必定抬高利率。中国经济真实的融资成本远高于官方规定的名义利率。

总量效应是指：给定其他条件，积极财政政策倾向于增加进口、进而减少净出口和总需求，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这是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机遇效应更重要：政府规模越大，或者等价地说，政府开支、赤字和债务越多，挤压民间部门经济机遇的风险越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政府比小政府更有利于促进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的证据反而比比皆是。

只要对公私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作为基本客观的比较，就能发现民间部门整体上远远高于公共部门。这意味着，削减支出、赤字和债务的同时一并减税，进而将更多的“政府花钱”转换为更多的“民间花钱”，中国经济难道不会有更好的未来吗？

只要对政府花钱和公民花钱谁可能花得更好、或者谁更可能产生重大持续浪费有个大致准确的判断，答案就一目了然。撇开资源利用能力的公私差异不谈，对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思考，就缺失了一个至关紧要的维度。

4、有效实施的困难。

当前论辩的肤浅性还表现为如下预设：只要积极政策的逻辑正确——避免顺周期运作，即可有效实施。实际上，两个根本的难题使得有效实施的概率非常低。首先是技术难题：准确预测宏观经济的拐点，包括经济何时进入或走出低迷、走向复苏。这是确定扩张的最佳时机、力度、切入点和方式的前提条件。事实证明，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即使技术能力相对很强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