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悼徐斌(百年校庆活动策划,关键词优化)

本文原题《悼徐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著名宋史专家李华瑞教授为悼念其同学、浙江工商大学徐斌教授而作。

人一生会有许多朋友、许多好朋友。从孩提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研究生到工作，会有许多同学、师友、同仁、同事。交往或共事，也许几天、数月、数年，甚或几十年。有相忘于江湖的、有知己千杯的，有学术同道的、有心心相印的。在我迄今的朋友中，徐斌是我相交四十年的好朋友，前面的几类朋友都难以归类我们的交往。每一类都好像是，又都不能概括。

一

认识徐斌是从1978年10月底进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的。因为是恢复高考的首届全国统一招生，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在1978年10月16日，10月30日才报到，天已渐冷。怎样与徐斌第一次见面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但是第一次见到徐斌的样子还依稀记得，徐斌穿一件四兜灰色中山装，高领米色线毛衣，下着黑色粗呢裤，脚蹬黑色厚底皮鞋。之所以印象深，主要是他的特有气质，亦即用今天的话来说特“阳光”，说话时肢体动作比较丰富。徐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种淡定、淡然、睿智的人。

也许是因为我的年龄在班里偏小的缘故，三年级以前除了打乒乓球我与徐斌有较多交往外，没有过深入交谈。徐斌上学期间是属于常不住校的兰州市同学，但是只要留宿学校，就一定要找我和王毅打几盘乒乓球比赛。我们仨加上王永曾一直是班和系乒乓球队的主要成员。高中阶段，我曾在张掖市业余体校“专业”集训过半年。论基本功，起初徐斌和王毅都不如我，但是徐斌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总是投入很大热情，善于钻研，大致从二年级开始，我与徐斌打比赛基本上就处于下风。特别是徐斌的自信心和永不服输的精神，使得徐斌在对外比赛中发挥总是比我好许多。我打比赛能发挥到七八成就算是很好了，但是徐斌上场比赛往往能超常发挥，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极致。这大致是真正的运动员素质，也与他有一个坦然对待任何事物的心态有很大关系。就是说在做任何事情，只要将自己能力和潜能尽可能做的最好，不留遗憾为满足，至于胜负成败那是外在的或其他的因素所致。因而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徐斌的乒乓球球水平一直在提高，三年级时他已很接近音乐系的王同和化学系的籍志军的水平，王同和籍志军在1973年省内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过冠亚军的成绩，都有在省少年队专业训练的经历。四年级第二学期，学校组建参加在兰州大学举办的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的乒乓球队，徐斌是上场主力，我和王毅是替补队员。那时我和徐斌刚考完研究生，大运会是五月下旬举行，我们有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每天下午都去集训队训练，也经常外出与铁道学院、中医学院等院校比赛。5月22号，大学生运动会在兰大新建体育馆开幕，首场校队2:5输给铁道学院，其中有徐斌得的一分。晚上徐斌带我到他未婚妻夏小梅在甘肃新华分社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夏小梅，其实之前徐斌已跟我多次讲过夏小梅与他的共同旨趣。印象最深的是，徐斌给我介绍说小梅写过一篇文章《西游记的无字真经》。

1982年5月参加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与李华瑞、王毅（右）合影。（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们的乒乓球友谊一直持续到不再有打球机会的2010年之前。李汀调入中国电视剧作中心工作以后，对乒乓球产生极大热情，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5点下班以后都要鏖战两小时，而且剧作中心的乒乓球运动场地极佳。记得2004年我调入首师大工作以后，徐斌每次来京都要带上自己的球拍，抽空到剧作中心与李汀打两盘。李汀手下工作人员有前北京市乒乓球队员，与之一起练习，因而水平提高很大。徐斌来京也总叫上我，不过我与李汀打球已居下风，好像徐斌跟李汀互有胜负。年过半百的几个老同学在京城一道切磋乒乓球球艺，那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令人遐思万千。后来李汀到杭州出差也带上球拍，只要有机会就要跟徐斌玩几盘。

在1980年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期间，我在研读有关人口问题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恰好李汀正在写一部以他弟弟李刚为原型的中篇小说，也留在学校。李汀告诉我，徐斌正在家里修改已经完稿的《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再探讨》，那是1979年10月中旬系里组织看《清宫秘史》之后，二年级第二学期刘熊祥老师又讲述戊戌变法，徐斌与李汀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很感兴趣，以为过去的主流意见并不能令人信服，便开始着手搜集资料准备写一篇与主流意见不同的文章，而且他们的构想得到市委宣传部武文军的支持，并答应写好后可以在《兰州学刊》上发表。李汀当得知我在研读人口问题并想写相关论文时，他对我说：今年十月市委宣传部和兰州大学经济系联合举办首届西北五省人口理论学术研讨会，如果你能写出文章，我可以帮助推荐给市委宣传部武文军，如果武文军能够认可，你就可以参加会议。于是我就开始搜集资料撰写《控制农业人口是当务之急》，到开学后的九月初基本完稿，我拿给李汀看，李汀觉得可以，经李汀举荐并得到武文军的认可，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大致与此同时徐斌和李汀撰写的《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再探讨》也得到《兰州学刊》的用稿通知。大学三年级时，文章在《兰州学刊》1981年第1期发表，发表后我深感钦佩，主动向徐斌讨教。当时徐斌给我讲述他和李汀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那种自信和真理在握感觉的语境和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感染着我。我后来写了得意的论文也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但从来达不到徐斌的那种自信。

四年级第二学期我和徐斌的交往，除了乒乓球外，又因考研究生的缘故，在学习上有了频繁交往。当时刘熊祥先生知道我们要考研究生，也曾鼓励我们学习近代史。说实话，刘先生的学问造诣很深，从民国三十年代以来就写过很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但是后来他用《矛盾论》书写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确实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史学的新认识颇不相同，而且刘先生要求学生要严格按三个高潮来研读近代史的作法，也使我和徐斌都感到难以认同。于是我们俩商议，他考王俊杰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我考陈守忠先生的宋史。从新学期开始，只要没有课，系里没有活动，我们一般都在系团总支办公室一起复习。4月4-5号又一同参加研究生考试。5月12号，王毅告诉我们的考研成绩。知道成绩后，徐斌和我的来往就更密切了。我记得他还专门邀请我去他在兰化的住家，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和嫂嫂。那时好像徐斌的母亲因中风卧床，我没见到。他父亲、嫂子还留我吃了一顿午餐。徐斌是个孝子，说起父母和哥哥来总是一脸的敬意和幸福。他很认真地讲正在帮助父亲写回忆录，并且很有信心说，要从父亲平凡的一生写出能够反映父亲所经历的不平凡的时代。这很可能是受当年已传入国内口述史学的影响。

6月15日，我们领取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徐斌考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能到浙江工作，那时我们省属院校本科毕业很难出省找工作，只有研究生是全国招生全国分配，而徐斌的未婚妻夏小梅在我们考研究生复习阶段，就将要随父亲到杭州浙江日报工作，因而研究生录取后，徐斌就积极准备完成婚姻大事，6月23日徐斌离开兰州赴杭州完婚前，让我为他办理请假事宜。请假报告写在一张西北师范学院毕业论文稿纸上。

请假报告系领导我于分配之前，接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现在不再参加应届分配，八月二十日来校报到即可。自接通知书至今已有十天，这期间，我参加了分配的思想动员工作，办完了有关照毕业像，收毕业照片等事务。基本上做了自己在分配中应做的工作。我今年29岁，对象夏小梅26岁，现在浙江日报社工作。双方都已超过了规定的晚婚年限。我准备利用这次暑假去杭州结婚（已向学校递交了申请报告）。因为女方远在杭州，我希望能在分配工作结束前早走一步。特向组织上请假，望能得到批准。 此致敬礼 徐斌82年.6.23

当天我就逐一找张培德老师、赵吉惠老师以及学校办公室的领导签字：

情况属实，请按有关规定办理。张培德82.6.23同意假期离校，按规定返校。离校前办完一切应办手续。赵吉惠23/6同意，按时返校。并委托人办理毕业手续。段州清24/6

于是徐斌在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前就回到杭州。其后近一个月的毕业分配活动中都没有再出现他的身影。

二

1982年8月底，徐斌返校读研究生。我与徐斌还有生物系的研究生史建国同住一室。我们住在音乐系旁边的那栋五层楼的二楼最靠西的那间房子。研究生第一学年有各种公共课程和专业课，徐斌大致在学校坚守了两个学期。第二学年开始，课程不多，加之王俊杰先生很欣赏徐斌善于独立思考，也相信他的自学能力，为了照顾徐斌两地分居，同意每一学期只到校一两个月，因而徐斌在杭州的时间也比较多。徐斌在学校期间，也不常住宿舍，因为夏小梅虽然调往杭州，但是他的弟弟还在新华社住，小梅家的一些家具也没完全搬走，因而徐斌也就不时住在新华社。有时我也到新华社去找徐斌。记得1983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我与已在《光明日报》驻甘肃记者站当了记者的李汀就不约而同的在新华社徐斌住家碰面了，我们仨人自己动手做饭，边吃边聊，很是惬意，一直到晚上快九点我才返回学校。

徐斌不在学校时的一般事务性工作，都由我帮助代理。有些公共课徐斌不愿上，也由我替他搪塞，比如政治课，他在毕业三十年征文《自由呼吸的日子》有描写。三年级我们又搬到学校南一、南二楼后面新建的研究生公寓，我们住在三楼，史建国搬出去跟生物系的研究生同住，我们的寝室住进新考取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杨秀清。我在寝室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时徐斌居家过日子，在生活情趣上有了不小变化，跟还是单身的我们有些不同。记得一次徐斌从杭州回学校，听说跳迪斯科舞很风行，还专门让我在宿舍内给他示范，他跟着扭了几下胯后，笑着说跟不上时兴了。当然只要他在学校有空，我们还是要切磋乒乓球球艺。更多时间是在我们住的楼前不远处的篮球场上打比赛。本科时以我们班队为主的系篮球队在学校四年无对手，徐斌是系队第一替补，我是班队的替补队员，所以除了切磋乒乓球外，我们经常要在傍晚打一两个小时的篮球。那时晚饭时我总喜欢饮点酒，徐斌也经常陪我喝两杯。但两人一共不超过三两。

1982年初冬研究生同宿舍合影，右起分别是徐斌、史建国、李华瑞。

1984年3月开学不久，我与中文系研究苏轼的研究生鲍锐外出考察，从兰州出发，到四川成都、峨嵋、乐山，然后从重庆经三峡到宜昌至武汉、南昌，4月中旬抵达杭州，当时徐斌跟王希恩因比我们外出考察的时间早，故我们到杭州时，徐斌仍在学校。那时正巧赶上夏小梅临盆之际，徐斌还是事先跟小梅打招呼帮助我们安排住宿，因小梅行动不便，后来是劳驾徐斌的岳母把我们安排在《浙江日报》的招待所。那天是4月18日，徐斌的岳母还告诉我，小梅已于17日生了一个儿子，真是大喜临门，徐斌这样的喜事被我撞见，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今年4月最后一次见徐斌，恰是他儿子刚过34岁生日没几天。让人想起来不免黯然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