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郭永利：刑事逼供下的受贿案侵犯了谁的利益(受贿案律师收费标准,关键词优化)

律师没有好坏，只有尽责与否，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评判律师是否专业的关键。

北京策略（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刑事职务犯罪律师郭永利

申诉人高**，男，蒙古族，1960年7月5日出生，大专文化，某机关工作人员，住……

申诉人因不服内蒙古***旗人民法院(2012)苏右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依据《刑事诉讼法》241、242条之规定，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旗人民法院(2012)苏右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

2、依法指定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下级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改判申请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高**分三次受贿3500.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高**供述与新证据之间的矛盾

第一，高**供述每次给杜**订金的时间、地点与金额与事实不符。高**在讯问笔录中称“2008年6月中旬，在**旗工商银行取出定金50000.00元，交给杜**，杜**给了10000.00元。2008年8月底还是在**旗工商银行取出100000.00元，交给杜**，杜**给了20000.00元，高**都存在尾号是135的银行卡上了。”

而事实上杜**共收到高**妻子吴**转来的订金共三笔，其中，2008年7月21日一笔，金额347600.00元，2008年8月16日一笔，金额212320.00元，2008年10月7日一笔，金额81000.00元。这三笔款项只有第二笔212320.00元是从高**尾号135的银行卡上支取的，其他二笔均是直接给的现金(以上事实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证实)。

杜**收到的三笔订金款都不是在银行门口，而是在杜**的办公室交的，杜**用其办公桌上的稿纸，为高**妻子吴**出具了一式两份的复写收据三枚，杜**和吴**各持一份。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从三枚收据所用的纸张完全是同一样式的稿纸，而且均系复写的，得以证明。如果是象高**与杜**所说，在银行门口支出钱来给的，那么在大街上不可能用同样的纸张，也不可能复写，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吴**手中的三枚复写收据得以证明。

第二，从高**尾号135银行卡内容还可以证实高**供述是虚假的。高**的银行卡开户时间是2008年7月17日，有银行开户申请书证明。那么，高**所说2008年6月中旬第一笔款项50000.00元，怎么可能从这张银行卡中支取?因为当时还没有这张卡。其他100000.00元取款和10000.00元、20000.00元两次存款均在这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中均找不到相对应的金额，这足以证明高**所作的供述是编造的(这一事实同样从高**尾号135的银行卡开户申请和交易记录得以证明)。

第三，高**供述收取好处费金额与其供述的中介费提成标准不符。按高**供述，“卖一台割草机提100元、一台大拖拉机提500元、一台小拖拉机提200元、一台捆草机4000或5000元。”高**经手办理的各类农机共403台，其中与杜**有关的动力机械127台(大拖拉机12台、小拖拉机115台)收获机械29台(割草机24台、捆草机5台)、畜牧业养殖机械3台(以上事实有**旗农牧业局购置各类农机登记表证明)。如果按高**所说都已经按约定的标准提成，高**应提中介费54400元或59400元，这也与高**的供述和杜**的证言相矛盾。

2、杜**的证言内容与现有其他证据内容矛盾

第一，杜**两份笔录内容相互矛盾。杜志云在2011年1月16日讯问笔录中，供述高**向其索要四台捆草机的好处费，每台5000元，共20000元，没有提到5000元和10000元的事。2011年7月14日讯问笔录中，又供述共给了高**35000元，第一次2008年春，在高**家给了5000元，第二次2008年6月份，给了10000元，第三次2008年7月份，在街上给高**20000元。这些钱都是主动给高**的，希望在农机购置补贴过程中能顺利一些，格外关照一些。

第二，杜**笔录与其他证据内容的矛盾。杜**在2011年7月15日讯问笔录称，高**向其给付定金，但实际三次给付定金均是高**妻子吴**直接给付杜**的，杜**并为吴**出具复写的一式二份的三枚收据。既然杜**没有直接从高**处接受定金，那么，杜**所说在高**给付定金时直接给高**现金自然不是事实。

3、高**的供述与杜**的证言内容矛盾

第一，杜**在其行贿案中供述(2011年1月16日讯问笔录)高**向其索要20000.00元回扣，在高**受贿案中(2011年7月14日和7月15日讯问笔录)又称分三次给付高**好现金35000.00元;而高**2011年7月12日讯问笔录称杜**向其行贿四次，共48000.00元，其余几次供述又称送过三次钱，共35000.00元。而2011年7月12日的这份讯问笔录在13000.00元款后，括号注明“嫌疑人自己确认”的字样，这充分说明办案人员已经先入为主，在主观上已经形成高**受贿35000.00元的印象，以至在对杜**讯问中根本没有核实13000.00元这一事实。

第二，高**与杜**二人在陈述送钱过程又有明显的分歧，双方在陈述送钱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等均有差异。

二、侦查机关对高**刑讯逼供，所形成的证据应当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全程、同步、不间断进行录音、录像。而检察机关在对高**讯问时却以录音、录像设备故障为由没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高**从2011年7月11日下午2点30分被传唤到**旗检察院，一直到2011年7月12日上午9时，长达19个多小时，王建平等八个人轮番通宵审讯，不给喝水、不给东西吃、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而且对高**拳打脚踢，以至多次晕倒。到了锡盟检察分院，检察机关仍然用坐老虎凳、不给喝水、不让睡觉等方式继续通宵对高**进行审讯，连续四天三夜，致使高**休克三次，生不如死，最后神智不清，语无伦次，这一事实可以从2011年7月12日22时25分至13日0时35分的讯问笔录内容得以证实，该笔录第二页倒数第四行“嫌疑人不能有序组织语言”，由此可见高**被刑讯逼供到什么程度!而这些涉及高**定罪关健性的笔录恰恰都没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难道这是偶然或巧合吗?绝对不是，这是办案人员在故意以这种方式，掩饰刑讯逼供的事实。既然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取证的基本要求，属于非法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应当依法排除。

三、杜**行贿高**一事在杜**涉嫌行贿一案中没有认定。

**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杜**行贿一案中，杜**曾向检察机关供述行贿高**20000.00元的事实，因证据不足，**县人民法院没有认定。这也就是说杜**与高**之间行受贿的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否定，这一生效判决足以认定杜**没有向高**行贿的事实。

如果杜**与高**之间的事情在**县人民法院审理时没有涉及，也没有相应证据反映杜**与高**之间的行贿事实，那么，**县法院判决中没有反映，应当属于漏罪范畴，不影响对此行为继续追究法律责任;既然证据中涉及到二人之间行贿的事情，通过人民法院的审理由于证据不足没有认定，就说明行受贿事实不存在。况且，如果杜**有行贿事实，其行为应属于漏罪范畴，同样应当对杜**按漏罪追究刑事责任，而至今杜**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

四、高**当庭认罪和出具悔罪书是顾虑害怕案件再退回到检察机关，再遭到刑讯逼供而违心认罪。

尽管2011年7月18日高**确实写过一份“悔罪书”，但这绝不等于高**从内心中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因为这份悔罪书是在办案人员许诺“写份悔罪书表示个态度，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为了能尽快出来，为了不再受非人的折磨，只能按办案人员意思写了这份悔罪书，但这绝不是高**的真实意思表示。

五、高**当庭认罪、没有上诉另有隐情。

当案件移送法院之前，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多次威胁、诱骗高**，让他到法院好好认罪，他们已经与法院协调好了，法院同意判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之后可以正常上班，什么不良影响都没有。如果在法院翻供，案件还得退回到检察院，检察院的手段你是清楚的，只不过是多受点罪，最终还得判你实刑，你自己考虑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在法院没有请律师、没有翻供、也没有上诉，但这同样不能证明高**已经认罪。

综上，请求再审法院本着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认真审查控诉证据，还原案件事实，不受高**承认受贿、出具悔罪书、当庭认罪、没有上诉等表面现象左右，还高**应有的清白!

此致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高**

申诉人辩护律师：郭永利

201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