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深圳？(深圳企业qq,关键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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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学思

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迹的话，那么深圳的突飞猛进就是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

1979年，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而到了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1.1万倍（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同一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了约200倍。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望尘莫及一样，中国其他城市面对深圳，也不免瞠乎其后。

现在的深圳一角

今天的深圳，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年占全国的43%），同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

如果把深圳当做一个经济体，放在国际上去比较，那么其GDP已经超越以色列，其2.71万美元的人均GDP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西班牙和韩国相近。

深圳既非古来富庶之地，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资源，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区（据《经济学人》统计，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已超过4000个），其崛起之快却可谓前无古城，后难有来者。

那么，这座40年前在经济版图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年轻城市，是如何凭空出世，成为中国高新技术研发的中心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典范的呢？这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有趣的故事呢？

1、历史很单薄

我国是文明古国，多数城市都能追溯悠久、灿烂的历史，但深圳是个特例。坦诚而言，这片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东侧的区域，在历史上并非人文富庶之地。

公元前三世纪末，秦始皇遣军南征，将岭南并入中国版图后，珠江三角洲的百越地区开始受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管辖；东晋初年（331年），晋成帝分南海郡地设立东官郡，兼置宝安县，其辖地包括现在的香港全境以及深圳大部分领土，是为宝安立县之始。

1866年（清同治七年）新安县（宝安县）全图

自被纳入中国版图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并没有给今天的深圳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古迹。从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占数量来看，全国有4296项古迹获此认定，深圳只占其中1项——明代大鹏所城，这在我国的城市中基本处于垫底水平。

作为深圳最大的古城，大鹏所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建成面积仅为11万平方米，即十几个足球场大小，仅仅是同时期建设的北京城的1/600。可以想象，在浩浩历史长河中，此地长期是人烟稀少的边陲地界，并无兴旺发达的迹象。

大鹏所城

1842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在《南京条约》中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侵略者，开启了后来的“深港分治”局面。在1860年和189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又将宝安县（时称新安县）深圳河、沙头角河以南的土地割让或租借给英国，从此确立了陆港之间的分界线。

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附图

自此所讲的都还是宝安县的历史，那么宝安是怎么变成深圳的呢？是铁路成就了深圳。

“深圳”在客家话中意为较深的田间水沟，在原居民的语境下，只是指现今罗湖区东门市场一带，即“深圳墟”（“墟”意为集市）。这就相当于今日深圳的区域内出现了36个墟市，深圳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深圳墟的记载。

清末（1907年），广九铁路（广州-深圳-九龙）开始修建，并在当时的深圳墟设站。1911年铁路贯通后，极大地便利了交通，深圳墟人口聚居逐渐增多，工商业日趋兴旺，发展形成宝安县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心。

1911年10月，广九铁路华段通车，蒸汽火车（二号机车）抵达深圳。

1931年，深圳镇设立。解放后的1953年，宝安县人民政府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镇，从此，深圳镇成了全县的中心区。再到1979年1月建市时，考虑到“深圳”的知名度已经比“宝安”更大，广东省委决定把新成立的副地级市命名为“深圳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名称。

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

2、形势很紧迫

新中国成立以来，宝安县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险，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对岸。

据统计，1957-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约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1978年时，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因此，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到从宝安罗芳村人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

后来，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界河会”的一大奇景。

沙头角“界河会”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边防城市。

广东省委的新思路，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广东省确定把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东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从1979年1月，宝安县升为深圳市（副地级），再到1981年成为副省级城市，深圳在两年内“连升三级”。

3、速度很惊人

1979年深圳建市后，最先开发的是蛇口工业区。

当年2月2日，国务院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经过认真的规划设计后，7月8日，蛇口工业区开始炸山填海，正式破土动工，这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蛇口开山炮

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随即全面铺开。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军委及时调遣两万基建工程兵进行支援。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也云集深圳，他们都成为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崛起于中国南海之滨，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

最知名的成果是1982年动工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负责这一项目的是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它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最快时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也成为当时媒体提到深圳时的常用词汇。

1985年，这座高53层共160米的地标建筑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建成的第一座综合性超高层楼宇。

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建成时鹤立鸡群，如今已在群山簇拥之中。

在经济发展方面，深圳的进展同样神速。

根据当时国内经济的现实情况，深圳经济特区在开创阶段，主要采用“三来一补”的形式开办企业，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大陆企业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术、设备等，根据对方提出的产品质量、规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组装、整合等基础制造环节，最后把产品提供给外商，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许多“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企业后来逐步发展成以自产产品为主的“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其中较大型有康佳公司，中华自行车，家乐家私等等。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之多。

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作业场景

蛇口工业区更是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蛇口模式”，即不要国家拨款，自行引进外资，自担风险，产品以外销为主，高速发展工业。同时，在企业内部凸显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工资不再固定，合同制和绩效工资大大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这一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其成功经验很快在特区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

在这热火朝天的城市与经济建设之中，深圳人也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在北京举行的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上，上百部彩车中惟一的一部企业彩车——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就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4年国庆阅兵蛇口工业区彩车

正是秉承着这种新的价值观和一股无畏的“闯劲”，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里，敢为人先的深圳人总是冲在时代的最前锋，为人所不敢为，创造了许多全国的“第一次”：

1980年，在中外合资企业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第一个试行企业劳动合同制；

1980年，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分配领域；

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

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1984年，率先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制度，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

1987年，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

1988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4、阻力很强大

不过，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于当时的中国实属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中自然不乏各种非议。尤其是1982年的春季，国内许多媒体对经济特区的质疑之声铺天盖地而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有人指责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

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不小的“租界风波”，一些人借讨论旧中国的租界问题来议论特区。1982年3月，大陆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同年4月，某报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一文，直接表达了对中国试办经济特区的不赞成。当时主管特区工作的谷牧曾说，各种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深圳市委、市政府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区要不要办、该不该办，成了当时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1982年4月某报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一文。

1984年1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视察，三天的行程结束后，他欣然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特区建设的高度肯定，起到了解除疑惑，稳定人心的作用。

返回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上说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更加明确，那就是不能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此次讲话是特区建设的一针强心剂。

邓小平在国商大厦眺望建设中的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