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001.准明星毒杀案(除四害服务,关键词优化)

一、少女猝死

1952年2月14日，星期四。对于本案发生地上海市的广大市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过，对于居住在嵩山区重庆南路仁安里69号的少女喻宝珠来说，这一天却是她短暂人生的终结之日。

这天上午九时许，住在新闸路的叔公喻鼎举和其妻姚丽端外出闲逛，因为两家相距不远，就说去看看宝珠吧，这两天她都是一个人在家里住。老两口来到仁安里，见69号大门紧闭，倒也不觉奇怪，年轻人喜欢睡懒觉，估计是还没起床。不过，敲了五六分钟的门，外加喊了几嗓子，屋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有些古怪了。

大门装的是司必灵锁，不能排除小姑娘已经出去的可能性。问了几户邻居，却都说没见宝珠出去过。上海老里弄的居民，只要家里待着人，十有八九都是从早到晚敞开着大门的，邻家门口的情况都在眼皮底下，有人进出一般都会注意到。如此，喻鼎举、姚丽端夫妇就有些担心了。闻声过来的邻居已聚了十多人，大伙儿相帮敲门、叫唤，屋里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每天都要下里弄了解治安情况的重庆南路派出所户籍警小顾正好路过，见状一问情由，说那就赶紧找锁匠开门吧。

锁匠很快就来了，试了试，却无法打开门锁，因为里面是扣上了保险的。这就说明里面有人，有人却不开门，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小顾当即示意锁匠破门。

喻家所住的房子在仁安里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有客厅、厨房、卫生间、大小卧室，还有一个面积三平方米的壁橱。这么大的屋子，只住着喻宝珠母女两人，以当时的居住条件来说，肯定会让绝大多数邻居眼痒。破门而入后，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呈现在众人眼前的一幕还是引发了一阵喧哗——客厅的打蜡地板上，散落着饼干、开口笑、豆沙球、小蛋糕之类的点心，一个彩印马口铁饼干听倾侧在桌子边沿，桌前，穿着花睡袍的喻宝珠倒卧于地，双目紧闭，脸色青灰，显见得停止呼吸已有一段时间了。

小顾立刻拦住要往屋里拥的邻居：“都往后退！哪位同志去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重庆南路派出所郭所长接到报案电话，自是重视，赶紧派人前去保护现场，同时向分局报告。嵩山分局当即指派刑警前往现场勘查。

一干刑警趕到仁安里，刑技人员一看死者的脸色，再掰开嘴巴稍稍一嗅，就认定乃是中毒身亡，应该是氰化物一类的毒药。法医对死者遗体的解剖结论证实了刑技人员的估断，喻宝珠确系氰化钾中毒身亡，死亡时间应在当天上午七点到八点之间。根据现场情况及一般生活规律，刑警还原了死者生前的最后一段轨迹——

早上六点半（床头柜上的双铃闹钟设定的时间），喻宝珠起床洗漱，用保温瓶里的开水冲了一杯“阿华田”，坐在客厅餐桌前，打开那个表面喷绘了彩色图案的马口铁饼干听，那是一罐“冠生园”什锦果糕点，里面装的是饼干、开口笑、小蛋糕、豆沙球四样点心。糕点没吃几个，喻宝珠忽然感到不适，从椅子上站起来，可能是想去卫生间。但药性急剧发作，她站立不稳，身体骤然下滑。这个过程中，她下意识地扶住桌子支撑身体，结果把饼干听碰翻，里面的一部分糕点掉到地板上。喻宝珠也随即跌倒，挣扎了片刻——从现场痕迹判断，这种挣扎持续时间极短，其身体从餐桌边翻滚到右侧墙边的沙发前，然后就断气了。

法医从死者的胃液中检测出微量的氰化钾成分。按照通常的作案手法推理，氰化钾应当是混于其摄入的饮食中的。可是，随即进行的检验却令人颇为意外，无论是“阿华田”还是什锦果中，都未能检出氰化钾成分。接着又对受害者被毒杀前使用的漱洗用具诸如牙刷牙膏、杯子毛巾、雪花膏热水瓶等一一进行检验，也未发现氰化钾成分。这就奇怪了，难道氰化钾是混在饼干听里的某一个小糕点中，恰恰被受害者吃下去了？

法医和刑警对那个饼干听进行了研究，整体完好，揭开了一半的防潮封纸还搭在沿口，应该是不久前打开的，这似乎可以排除被人偷偷混入有毒糕点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判断需要通过调查才能证实。这种调查的涉及面可能比较广，首先需要亲属的配合。

死者之母喻雅仙此时尚在苏州。发现喻宝珠出事后，喻老先生本打算马上通知侄女，但分局刑侦队的意思是不要擅作主张，听警方统一指挥，所以他还没有跟苏州方面联系。现在，刑警请死者叔公喻鼎举往苏州云林庵拍发加急电报，告知正在该庵小住的佛教信徒、死者之母喻雅仙：“家有要事，请即返沪”。

二、母女美人

喻雅仙这年三十五岁，其女十八岁。江南地区通常都以虚龄计算，所以母女俩的实际岁数应该分别是三十四岁、十七岁。喻雅仙生就一副美人坯子，身材颀长，脸容俏丽，肤色白润，更兼善解人意，说话语气温柔，打自少女时代起，身边围着的适龄男子就多得不计其数。喻雅仙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她对外自称其父是前清盐运使，官居四品，在那时候可以算是高干阶层了。但据知情者透露，其父是四品官不假，不过她是私生女，其母身世不详。

所谓的“不详”，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暗指其母并非“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是娼妓、戏子一类，否则，那位四品大员完全有能力将其母纳为小妾。不过，喻雅仙自幼的生活状况还算可以，出生后就被生父以领养为名收在府上，有奶妈、娘姨照料。十六岁时结识了生父的一位好友之子凌鸿川，凌是留洋海归，与一美国商人合伙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经营一家实力蛮强的洋行，财大气粗。凌鸿川是单身，但身边从来没缺少过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个个能用英语对话，最后一点据说是学宋子文的样。凌鸿川与喻雅仙一见钟情，不久，喻雅仙未婚先孕，二人随即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凌宝珠（即此案受害人喻宝珠）。

有这样的家境，凌宝珠的童年自然也是过得十分滋润的。凌宝珠七岁的时候，这份滋润日子到了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汪伪政权没收了同盟各国在沪侨民的产业，凌鸿川与美国商人合伙经营的洋行也在没收之列。其时，凌鸿川与喻雅仙曾经有权有势的父辈已然作古，产业又遭没收，一时无依无靠，一家子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凌鸿川因此对日伪恨之入骨。不久后，凌巧遇中学时代一位马姓同学。马某系“军统”派沪的行动特工，得知凌鸿川的遭遇，便将其拉入“军统”组织。凌自幼拜师习练武术，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长期经商的经验，算是“军统”里的特殊人才，稍加训练，即成为一名身手不凡的行动特工。可凌鸿川的运气不佳，加入“军统”不到三个月，就在执行刺杀日军军官任务时受伤被捕，次日死于刑讯。

日本宪兵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凌鸿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凌鸿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喻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喻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臧芝香”，女儿凌宝珠也改名为“臧宝萍”。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喻雅仙才恢复原名。

在浦东惠南镇这段时间，喻雅仙与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曾显聪好上了。曾显聪是沪上颇有名气的电气器材商曾伯堂之子，人称“电气小开”，和喻雅仙一样，也是来此地避祸的。喻雅仙大概是有了嫁给曾氏的想法，没让女儿恢复原姓，而是随了母姓，从此便叫作喻宝珠。

回到上海市区后，喻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喻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初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儿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凌鸿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凌鸿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国民党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

如此一来，喻雅仙和女儿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暂时寄居在新闸路叔父喻鼎举家。幸亏也已返回市区的“电气小开”曾显聪施以援手，在征得其老爸同意后，把自家产业中的一套位于重庆南路仁安里的房子提供给喻雅仙母女居住，并为其提供日常开销。

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呈祥之女。其时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家暴，要么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作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據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温柔，就在外面加倍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喻雅仙后，方才收心。

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她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七十六号”有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敌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立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郁姓律师从中斡旋。郁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著，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

上海解放后，汪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西凤的嚣张气焰自然彻底熄火，此时她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铁了心，况且已有相好喻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案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案值的案子，凡是原告或者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半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多，法院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喻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西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

可是，真所谓好事多磨，汪西凤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发生时，案子还没判下来，曾显聪、喻雅仙暂时也就没法儿结婚。

然后就要说到本案的被害人喻宝珠了。这个姑娘与其母相比，更胜一筹，长相自然是继承了其母的所有优点，兼具笑容甜美，与被称为“冷美人”的喻雅仙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更加受人欢迎。十四岁那年，喻宝珠在上海大同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大江之子》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公映后反响不错，给制片方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这对母女美人占尽了外在优势，内在缺陷也比较明显。由于从小被宠着，社交活动又多，喻雅仙本来是完全有条件读完大学的，却只读到初三，而且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因为那时她已经未婚先孕了。稍后，学校发给了喻雅仙一纸肄业证书。从此，喻雅仙就与高中、大学无缘了。

女儿喻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气小开”曾显聪每月为她们提供的花销不菲，喻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喻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助场。十四岁上拍摄过电影后，她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