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与路径——2017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综述(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关键词优化)

作者简介：方大春，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后（安徽马鞍山，243032）

年9月23日，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安徽工业大学和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主办，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中心承办，经济管理杂志社、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协办的“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马鞍山举行。年会共收到论文170多篇，来自全国各地110余家单位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包括主旨报告、高峰论坛和分论坛三大板块。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安徽省政协科教文体卫委员会主任韦伟教授、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刘云中研究员、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方大春教授先后做主旨报告发言。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海舰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丁任重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规划处处长李曦辉教授、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喻新安研究员、南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成长春教授、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先后在高峰论坛做发言。30多名专家学者在分论坛上分享讨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次大会主题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专家学者们展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思路、新观点得到激烈碰撞。现将大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导向

经济新常态对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新要求，加上经济学科分化与融合深入，区域经济学研究必将面临新问题，研究范式呈现新特征，引起区域经济学大家思考与重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指出，区域经济学是迎接新时代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领域，正在成为“学术尖兵”。当前，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区域经济学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了迎合数学可以处理的发展逻辑，对于时间、空间所做的简单而任意的假定，对区域经济学来说存在着巨大发展障碍。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张力，对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学科根基进行思考，是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关键。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洪银兴教授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根据经济能量的增强扩大经济空间，二是毗邻城市同城化缩小地区差距。因此，他以长三角和江苏沿江区域经济地理重塑为例，论述了一体化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其基本推动要素是制度合作、基础设施共享和特别激励措施的有效政策组合。他特别论证了新时期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多中心问题。他认为，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上海的中心地位突出，但长三角区域也会由一个中心到出现多个中心。多中心不影响上海的中心地位，长三角内各个区域不可能孤立发展，仍然需要对接上海这个首位中心城市。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刘应杰研究员指出，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差异性很大，平均数往往掩盖了内部差异。特别是随着划分区域的缩小，各地的差异更大。因此，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难题。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线图就是：由局部跨越，到大部跨越，再到整体跨越。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有五大前沿问题值得广大学者关注和研究。一是区域协调的指向性问题。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东西协调发展问题，更要关注南北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要关注东北地区经济失速问题。二是大城市病问题。其根源在于大城市群缺乏协同效应。三是湾区经济的打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湾区经济如何破解要素流动不畅的困境，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四是小镇经济的投入和回报问题。五是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云中研究员认为，当前区域经济学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因而培育新动能必须在内陆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推动更加多元化的要素流动，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更加深入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才能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二、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创新是现代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区域创新能力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社会经济技术复合系统，需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区域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和演化机理，提出相应区域创新路径，提升地区竞争力。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韦伟教授以合肥为例，剖析了合肥创新驱动的实施路径，提出了转型升级必须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转型升级必须把创新摆在首要位置，转型升级的效果不能以服务业的比重来衡量，转型升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等观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叶振宇副研究员认为，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高水平的区域创新体系不仅可以为新兴技术突破提供有利的氛围，还可以为新兴技术突破提供内在的动力。我国客观上存在着以集群为依托的产业专业化的创新体系、以城市为依托的多元化环境的创新体系、以大型的行业科研机构为依托的集中攻关型的创新体系、以创新型大学和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为依托的政产学研用融合的创新体系等四类有利于促进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然而，有利于新兴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体系要实现有效发挥则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晓东副研究员认为，面对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过剩、经济泡沫过大以及相当程度的金融风险等突出问题，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统筹协调产、城、人、文，提升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推进区域产业创新。

安徽工业大学方大春教授等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综合指标体系，考察了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样本期间我国各省区域创新综合水平指数不断上升，但东中西部存在差距；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关联密切程度呈上升趋势且趋向稳定发展；上海、天津、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处于网络的核心地带，宁夏、吉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网络的边缘地带；双向溢出板块与净受益板块成员大多属于我国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网络中扮演经纪人与净溢出角色，四大板块相互溢出，发挥着自身优势。

江西财经大学吴志军教授等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区域建设提出了更清晰、更具体的板块规划。而新常态背景下，“互联网+”模式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互联网+区域经济”有利于推动我国区域创新型建设，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针对当前我国区域建设的重重困难，如基础设施水平不高、融资困难、产业结构不完整等问题，吴志军教授等依托“互联网+”战略，提出了完善电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融资新渠道、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跨界融合等促进区域创新建设的对策建议。

浙江工业大学杜群阳教授等构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9个典型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实证结果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最具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实力的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并据此指出部分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短板及提升空间。

湖南商学院何天祥教授在实证分析中表明，知识溢出是导致经济收敛的主要因素，经济收敛模型不仅要考虑新古典经济溢出效应，还必须重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空间溢出效应。

三、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区域发展一方面需要区域发展要素在空间再配置，另一方面需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不仅要考虑区域要素禀赋，也要考察区域外产业发展协同，还要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和新动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涉及区域产业间协调；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从产业结构内部突破。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不能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探寻路径，还要考虑产业发展要素区域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海舰研究员从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指出产业转型是“做对的”，而产业升级是“做好的”。产业转型包括技术转型、产品转型和企业转型等不同层面。而新经济在经济形态、发展模式、发展阶段、思维方式等若干方面，均具有自己的特性，是智慧经济、共享经济、大数据经济、互联网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因此，新经济必将在产业技术、产业结构和产业绩效等层面产生巨大影响。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指出，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具有主客观条件高度契合的优势。经过从创新探索到创新战略行动的发展阶段，贵州大数据产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无中生有、换道超车、强内聚外、融会贯通”理念，对欠发达地区具有重要启示。

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等从产业结构演变出发，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他们利用中国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实证模型，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两个维度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会显著促进金融发展；进口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失业对金融发展具有严重的抑制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哈尔滨商业大学郝大江教授认为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间优化配置所实现的效率提升是聚集的内生动力。要素禀赋、要素配置决定着集聚的内容和性质，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也决定了经济结构的演进；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作用是长期的，而且也是可转变的。随着我国要素禀赋赋存形式和状态的改变，客观上需要我国必须依据新的要素禀赋条件，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在新一轮的集聚和再集聚过程中，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曹邦英教授等认为，在大量新企业不断壮大，新产业集群开始逐渐形成的同时，旧有产业集群却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甚至出现瓦解的现象。如何促使旧有的存量经济体向适应新时期市场状况的新经济体转型，引导集群培育自身创新能力，不断有序调整和壮大，这既是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也是各集群所在地政府所需要解答的问题。曹邦英教授等以温州案例为切入点，从产业集群转型的过程分析旧有集群逐步孕育新产业集群的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产业集群转型的发展思路。

江西师范大学钟业喜教授等提出，在“互联网+”时代下，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传统产业转型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他们基于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产业转型相关文献梳理，深入剖析“互联网+”内涵，揭示了“互联网+”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机制，剖析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最后通过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讨了我国推进“互联网+传统产业”，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教授等对云南省129个县（市、区）三次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县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产业结构顺时针发展路径的县域略多于逆时针发展路径的县域，县域产业结构变化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增长，县域经济的增长也带动了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县域经济的增长带动作用大于县域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湖北师范大学聂亚珍教授指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资产的投资在第二产业产值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从全要素生产角度看，劳动力的投入会使黄石地区的经济增加更快，人口资源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最大。

浙江师范大学朱华友教授分析了企业再地方化的动力机制，从企业再地方化的视角下解读了浙商回归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重大区域战略布局与实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