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上海经济真相：有一种高贵叫贫穷(上海保税区税收优惠,关键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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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工昌 反做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省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了485倍，从改革开放前的全国第23名上升到年的第10名，经济总量也从1978年的66.37亿元上升到年的32298.20亿元；而同期的上海却只增长了110倍，排名从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名跌落至第11名，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72.81亿元增长到年的30133.86亿元，刚好排在福建省的后面。

而从城市来看，从2008年到年的十年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贵阳、合肥，上海十年间一共增长了219.98%，年均增长率仅为12%，经济总量从13698亿元增长至30133亿元，全国百强城市中增长速度排名第86名；而贵阳、合肥则分别增长了433.79%和433.4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38%和33.35%，经济总量也由811亿元和1664亿元分别增长到了3518亿元和7213亿元，增长速度分列全国百强城市第一和第二位。

在中国经济陷于困顿的今天，上海的现状很容易让人想起30年多前的中国的另一座城市，当时的中国也是陷于比今天还艰难的困境，当时的人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指望它能为困顿中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 ，它做到了。30多年来，它欣慰的看到，庞大的中国小心翼翼的摸着在它先期铺下的石头，一步步的跨过了贫穷的海，跨过了温饱的江，跨过了小康的河，正艰难的向着拥挤的富裕谷迈进。它大刀阔斧所开创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帮助这个在贫穷的沼泽里踯躅了几百年的民族一举超越了苦难，也让所有有着类似经历和境遇的民族看到了同样的希望。我想不用说大家都已知道了，它的名字叫“深圳”。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市场的搏杀，珠三角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都崛起了一批真正具有品牌意义的现代企业群。华为、中兴、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格力、美的、TCL、比亚迪等。而上海呢？

“ 上海自由贸易区于2013年9月挂牌成立，它曾被誉为一场雄心勃勃的自由市场改革实验，将解除各种管制，从金融和外汇管制，到针对外商投资的行政控制。但投资者大多对这个自贸区感到失望，称其对在里面运营的国内外公司几乎没提供任何优势。在上海自贸区内获准进行的商业或投资活动，基本上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也可进行，而且已经宣布的改革迄今是小打小闹和循序渐进的。”(“中国新增三个自由贸易区”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2014年12月15日）上海自贸区成立已过一年多，尽管不断的有媒体和官员为它说话，但它没有令绝大多数投资者满意或者说远未达到人们尤其是那些关心它的人的预期，该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

我们发现，上海，中国这一列重载列车的火车头，速度渐渐地慢下来了；我们还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错过了市场的开放；90年代搞了浦东新区，上海走上了发展金融的道路；2000年以后互联网崛起，北京中关村闪耀世界的时候，上海再次与互联网失之交臂；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上海仍然籍籍无名，悄无声息。上海，为什么会错过互联网浪潮？上海错过的仅仅是互联网经济吗？

改革开放来，作为中国制造业最大的中心，经过时代的洗礼，曾引以为豪的上海品牌几平消失殆尽。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上海人的小资心态不求进取？

为什么以前的上海能成为、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品牌重镇，而现在几平全军皆墨呢？如果仅为金融与服务业而导致成本上升而放弃？为什么成本同样高的深圳能做到？

本文不想寻求哗众取宠的Xue头，而是想从内在的经济体制，从上海开放的源头时它的追求出发，试图找到这一困挠上海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民族产业群始终难崛起这一艰本问题，希望读者与我们一起思考，群策能凝固成群力，助上海乃至我们这个民族早日走出困境。

浦东是规划出来的，深圳是摸索出来的

我们不妨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特区的发展说起。

上海浦东新区在发展过程中“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通过企业上市和银行信贷、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为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筹措大量资金-------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与外资嫁接和资产重组，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

在绝大多数城市或地域产业集群形成伊始差不多都是由市场嗅觉灵敏的企业自发聚集而成，而浦东经济特区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政府烙印。首先是“‘聚焦张江’战略。按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目标集中力量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吸引一批知名的、技术领先于国际国内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张江。”试图让这里“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同时又力图把陆家嘴打造为集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为一体，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贸易区。总体来讲，就是在产业联动方面，将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布点浦东；在功能联动方面，推动上海现有十大要素市场和中外金融机构向浦东集聚，将重大节庆活动和国际性、全国性会议放在浦东举办。（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严爱云：“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与经验”，参见《现代上海研究论丛7》

正是这种“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使得上海市政府）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这最终“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陈高宏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

上海浦东作为经济特区，风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证实了其发展伊始“规划先行”的发展主导策略（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与启示，2009年12月25日 新华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 联合调研组 执笔：陈高宏 刘世军 李幼林 周溯源 李文阁 闫玉清；浦东开发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经验，城市化导报2002-10-27， 浦东新区综合经济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李庭辉）。规划先行的背后实际上是强政府主导的市场先行。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从最早期的“单项突破阶段（1980—1985）（计划体制内明显阻碍特区建设发展的方面如基础建设管理体制和价格体制进行局部改革）毫无疑问，深圳改革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明确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方向。进而到了全面改革阶段（1986—1991）（在建立市场体系、产权转让和破产、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试验），随着这些改革的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随后深圳进入了“市场体制框架建立（1992—1997）

这一期间深圳围绕市场体制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大胆探索，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至今，深圳才开始进行市场制度完善阶段，深圳通过建立土地交易、产权交易等市场以及事业单位与审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完善市场体制。（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69—74页）

特区建立初期，许多涉及未来方向的问题尚在探索，面对始料不及的超长快速发展，规划者和决策者边建设边总结提高。(直到)1984年才编出总体规划的首个正式版本。后来针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以及城市资源紧束的条件下，分别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应变。（而为了）营造有序的市场竞争，深圳出台了一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规定，成立知识产权局与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组建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机构。（这在极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中国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截至2007年6月30日，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296项----约三分之一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借鉴香港及国外优秀法律文化先行先试的。（曾智华编著：《解读中国奇迹 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成功和挑战 》80至82页 ，中信出版社）

至于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方面，深圳是在短短的30多年中几乎浓缩了现代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从最早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到1992年深圳政府提出“三来一补”要提高技术，要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到1995年深圳才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针，全面展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作。（同上 63页），至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深圳拥有的中国世界名牌数量已占全国的三成，居内地大城市第一位。（同上 61页）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均居全国第一位（同上63页）。

在我们大致比较了浦东新区与深圳特区发展的主要历程后，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发现两地发展的脉络：上海是政府先行，市场按政府的规划来布局；深圳是市场先行，政府按市场的要求来安排。因此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浦东新区是规划出来的，深圳特区是摸索出来的。故上海的起点高，可以对各方资金进行挑选，按政府完美规划成长起来的企业像贵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充斥着一股高贵气；而深圳起点低，对到来资金可说是饥不择食，吃到后胡乱吞下，有点力气再出去摸爬滚打，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充斥着一股草根气。

为何深圳和浦东差异如此显著

为了避免误会，在这里我们没有说上海主要靠政府深圳主要靠市场。公允地说，两地的发展，至少在初期，政府起的作用，还是像对产业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补偿，对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这些新结构主义要素方面的东西，还是较为趋同的，就这一点来说，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都没有大的区别，但为什么真正的现代产业集群的产生，在深圳为首的珠三角与上海为首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以奉行新结构主义为宗旨的地方政府（（高效廉洁和服务型的政府与具有“亲商”即为客户服务观念的公务员队伍，是苏州工业园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27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在以良好的制度优惠服务态度和基础设施构筑工业园招引来企业后，这些像孩子一样备受政府呵护的企业在投放市场后，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来自市场本身的技术水平或产品同质化竞争，有与其他水准相近企业的摩擦，有因企业发展引发的人工还有环境纠纷，有资金链条销售渠道等。在出现这些问题后他们习惯性的找政府，而像敢于“给台商端洗脚水”的昆山市领导，面对企业的这些要求往往是雷厉风行，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FT中文网2013年07月11日）他认为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