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等：产权性质、政治关联与企业税收负担(税务筹划目标额,关键词优化)

✎摘要：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源缓解税收负担，谋求自身发展，是一个急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论文以2014年深交所共计1140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税收负担，这支持了经典理论。通过将政治关联分为现任政治关联和曾任政治关联分别讨论，发现加重企业税收负担的主要是现任政治关联，而曾任政治关联的作用相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对企业税收负担的正向影响并没有更强，但现任政治关联对税负的正向影响显著强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曾任政治关联的节税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国有企业需要利用好曾任政治关联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声望，为其争取税收优惠，同时需加强对现任政治关联的监管，防止权力寻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在引入政治关联时需要重视它对包括税收负担在内的企业利益的两面性影响。

一、引言

根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1%，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税负破坏了企业生态环境，不利于国企改革，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政策研究实施减税降费措施。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稳定税负”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201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财政部门结合税制改革总体方向实施减税，采取了包括两次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范围在内的多项措施。结构性、针对性减税政策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于企业而言，缓解税收负担不仅依靠政策支持，还可以进行积极的税收筹划。税收筹划不是为了逃避企业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合理避税，降低经营成本，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王娜，2013）。传统的理论将税收筹划的目标简单理解为减少企业的纳税额。Scholes和Wolfson在1992年将税收筹划的目标重新定义为“税后利益最大化”，综合考虑了节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和节税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成本，为企业税收筹划决策带来新思路。当前，从企业角度对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分为两部分：

一是从理论上对影响企业税负的因素的研究。吴祖光和万迪昉（2012）以及王延明（2003）对当前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制度因素包括税收法律变化、产业政策、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企业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本密集度、存货密集度、成长机会和盈利能力。

二是实务中税收筹划的方法。如使用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Hunt, et al.，1996）、发行不同类型的股票期权（Balsam, et al.，1997）、跨国公司进行应税收入的转移（Klassen, et al.，1993）等。

本文主要进行的是第一类研究。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了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的税收负担差异，政治关联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视角下这种影响的分析。主要贡献是首次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政治关联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差异，并为政治成本假说和政治权力假说找到了证据：现任政治关联和曾任政治关联的不同影响。论文发现：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并不相同。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政治关联增加企业税收负担主要依靠前任政治关联。现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证实了政治成本假说，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曾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证实了政治权力假说，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这说明企业不一定能够通过引入政治关联来降低税收负担，利用政治关联争取税收优惠效果有限；（2）在代理成本和寻租机会的影响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现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负的正向影响更强，而曾任政治关联的节税作用并不显著。国有企业可以借鉴可比民营企业在税收筹划中的方法和思路，利用好政治关联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国外关于产权性质对税收负担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和非上市、股权集中和分散方面。Beatty和Harris（1999）指出上市公司的税收负担大于非上市公司，Klassen（1997）探讨了股权集中度、内部股权激励和税收负担的关系。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比较复杂，按照政府是否是其实际控制人，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谢德仁和陈运森，2009）。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两类，实际控制人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委、国有控股企业法人等。非国有企业除占主要地位的民营企业外，还有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等，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民营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外资企业法人、工会、大学等。经典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税收负担。下面分两部分对此理论分析。

1.1税收筹划动机

一方面，国有股权作为公共产权，产权主体不明确。从根本上说，国有企业的税收和利润都是国家财富的增加，没有本质区别，某些情况下缴纳税额也是国有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且在部分上市公司中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更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税收筹划动机。另外，各级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也是企业所得税的收缴者，还是政府补助的决策者、支付者，这更加模糊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税收筹划的要求。为了增加企业价值、促进企业发展或是提高企业流动性，政府还可以采取更直接的发放补助的方式。因此，国有企业往往愿意追求账面利润，而放弃税收筹划。而民营企业产权主体明确，相对于其他目标来说，民营企业更愿意通过税收筹划节约成本，获得更多的股东利益和现金流。

另一方面，除作为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外，政府还有其他的社会职能和社会目标。政府在履行这些社会职能的同时，往往社会目标会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冲突，而控股国有企业为政府提供了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机会（Spiller，1990）。政府的这种干预往往会使得这些企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承担政府要求的社会目标（Fan et a1．，2007）。承担社会责任较多的国有企业若通过承担更高的税负支付，管理层的税收激进活动较少（翟华云，2012）。而非国有企业却不会像国有企业一样受到过多的政府干预，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李玉平等，2009）。

1.2非税成本

Scholes和Wolfson（1992）提出“有效税收筹划理论”，认为税收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成本，实施税务筹划可能会增加其他经济成本，即非税成本（non-tax costs）。因此，企业即使站在利润最大化的立场上，在做税收筹划决策时需要考虑其他因素，降低实际税率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非税成本包括财务报告成本（financial reporting costs）。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在公司利润下降时，委托人比较难以判断是税收筹划的结果还是事实上管理者经营业绩不佳。因此，税收筹划可能带来财务报告成本的增加。郑红霞(2008)认为，民营企业信息渠道相对畅通，股东能够通过了解真实的利润下降的原因来对管理者业绩进行评价，使得财务报告成本较低②。

郑红霞(2008)通过对2002-2005年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税收筹划行为②。吴联生（2009）以1998-2006年在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公司的7268个样本，从税收优惠的角度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比例对实际税率有正向显著影响。吕伟（2010）通过对2008年我国A股982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由于信息环境较好，显著地降低了非税成本，因而通过更加激进的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税负。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1：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税收负担。

（二）政治关联对税收负担的影响

政治关联是政企关系的直接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以关系为基础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这种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逐渐转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Rajan和Zingales，2003）。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政治关联（Faccio，2006）。在中国，许多地区缺乏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且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这约束了企业的发展。为此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建立与政府的关联，例如，聘用前任或现任的政府官员作为企业的高管，或企业主参选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此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企业高管拥有政府背景（吴文锋等，2009），这有利于企业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一些研究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提高公司价值（Fisman，2001）；而另一些研究则给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有损害(Shleifer and Vishny,1994)。政治关联对税收负担的影响也有两面性，可能使企业获得税收优惠，也可能使企业收到更多的政府干预。因此，在研究我国企业税收负担时，政治关联是重要因素。关于政治关联对税收负担的影响，主要有“政治权力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

2.1政治权力假设

政治权力假设认为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在税收上进行权力寻租。我国企业的税收受政策性影响很大，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具有较大的弹性。政治关联企业利用其高管在政府和社会的人脉资源，可以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税收优惠。

Adhikari等（2006）用1990-1999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和有效税率的关系，得到结论：在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中，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有效税率显著低于其他样本。吴文锋等（2009）以1999-2004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50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高管拥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这可能会降低税收负担。

2.2政治成本假设

政治成本假设认为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高管依靠曾任或现任的职务，往往社会声誉较高，受到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这可能会影响其进行积极税收筹划的动机和决策，从而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

吴联生（2010）认为政治关联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之一是税收，它也是政企资源交易的资金渠道之一。政府为拥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提供资源，企业有动机以多缴纳所得税来获得资源。以1998-2006年中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我国政治关联公司的所得税负担比非政治关联公司高。

目前文献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较为笼统。事实上，政治关联的双重作用可能来源于不同种类的政治关联。第一类是公司高管现在在政治上有相关职务，一般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拥有“现任政治关联”。高管受到社会监督，使得这类企业往往拥有较高的政治成本。同时，对于高管个人来说，为了谋求政治地位、获得政府资源，往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不愿采取激进的税收筹划战略。第二类是公司高管曾经在政治上有相关职务，因下海经商、退休离岗或是工作调动等原因不再担任相关职务，即拥有“曾任政治关联”。但他们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声望有时可为公司所用，如进入管制行业、争取税收优惠等为公司创造价值。因此，现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可能更加符合政治成本假设，即增加税负；曾任政治关联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可能更加符合政治权力假设，即降低税负。综合两类政治关联看，相对于曾任政治关联来说，现任政治关联对税收负担的作用收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监督驱使，拥有更强的主动性和可行性，可能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中起到主要作用。故本文提出：

假设2.1：现任政治关联的引入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假设2.2：曾任政治关联的引入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产权性质、政治关联和企业税收负担